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智慧不是一般的知识，它是对于存在的统一性及确定性之根据的追求，因此会涉及到诸如万物的本原、知识的基础、生命的意义等根本性的问题。

摘 要：天命之谓性在《中庸》的目的论结构中代表着一种终极善的追求。一、《庸》《孟》互诠的冲突 在宋明理学视域内，《孟子》与《中庸》的思想互诠是无可厚非的事情，二者共同塑造了儒家形上天道与主体心性相贯通的基本义理结构。

因为圣人作为造化的人格表率，已预设了权力的存在，而圣人的自是其是，如《中庸》谓诚者，自诚，道者，自道，性之德也，合内外之道，即是说圣人无所谓追求，无所谓外向的实践，他的存在就是彰显自己，而彰显自己就已将尽性与政治实践囊括在一起。6 牟宗三:《从陆象山到刘蕺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1年，第250页。然而，君-民这种主动、被动的对立是以天命之性来区别的，所以尽管圣王在治国时总以谦逊地姿态等待民众的认同，但说的却是民众可以在教的条件下表现出君-民双方于道德上的相契，而不是抛开教的条件后，希望权力的谦逊可以满足民众不受道德限制的各种需要。罗尔斯认为这种目的论的追求，无法解释正当的问题，而只是把如何最大化那个确定为善的东西的方法叫做正当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国在对天地的模仿上具有方法意义。

但是，两个目的共存同时也所带来了困惑，人在实践层面应该追求尽性的终极善，还是追求治国平天下的道德规范与文化习俗呢？虽然在宋明理学家看来，这并不是什么矛盾的选择，因为前者是后者在道德上的保证，但是既然修身、治人、治国平天下是戒慎恐惧慎独工夫的目的，那么君子就应该将精力主要放在外向的道德与政治实践上。因为可以从性作为善的价值性而追溯天命的价值性，但却不能自天命的存有角度给出善的价值性，而只能给出性的存在是有价值的答案。我们可以把这两种工夫分别概括为思以致圣和学以致圣，它们代表着儒家内部的学思两途。

） 进入 王博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劝学篇 荀子 儒家 。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他所提供的工夫主要是在生活世界的人伦实践中展开的。（同上）如果说在《五行》中，仁义礼智等只是通过思实现了和心的连接，那么，孟子则大大地进了一步：在思中，心意识到仁义礼智乃是自身固有之物。（《儒效篇》）纯粹的思是无意义的，《解蔽篇》中有如下一段话： 空石之中有人焉，其名曰觙。

从内容上来看，《劝学篇》当然是一个全面的关于学的讨论。逻辑地说，就是对作为生命本质的仁义礼智等的思。

《劝学篇》呈现出来的学以致圣理路也呼应着《荀子》整部书的编排理念，并与《论语》从《学而》到《尧曰》的结构相一致。[2]梁涛，2001年：《荀子对思孟五行说的批判》，载《中国文化研究》第2期。《劝学篇》包含着几个对于了解荀子以及儒家思想来说相当要紧的观念，这里集中地澄清一下。因此，学问的目的就是通过此思的工夫，来保持和扩充此先天的良心。

对此，战国中期以后的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管子》、《荀子》等都有类似的理解。耳目之官不思，因此耳目是没有自己的。德的状态是指仁义礼知等并不仅仅是口头或者表面的东西，而是完全根据着内心的要求。什么是思之精、思之长和思之轻呢？《五行》继续说： 不仁，思不能精。

诚不是别的，它首先是某种最真实无妄的状态，其次是最真实无妄的存在。（同上） 君子之学和小人之学的区别就在于：后者的学问仅仅表现在口耳，是一种外在的装饰。

由此出发，对于思孟特别注重思，荀子就提出劝学来对抗。方其人之习君子之说，则尊以遍矣，周于世矣。

从孟子的立场看来，操就是思，舍则是对思的放弃。孟子则不同，由于性善落实为良心，因此心与性已经合而为一。荀子说：不闻不若闻之，闻之不如见之，见之不若知之，知之不若行之，不闻不见，则虽当，非仁也。此种编排始自刘向，为后来治《荀子》诸家所沿袭。荀子认为，人是很容易受外界环境影响的存在：干、越、夷、貉之子，生而同声，长而异俗，教使之然也。在这个学说中，思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。

终日而思不如须臾之所学，也给这两种工夫定了高下。如果离开了思，则心的放是必然之事。

荀子不同，性恶的主张决定了其认为生命必须通过外向的努力才能获得改变。所以孟子反求诸身而自足的意味特重。

所以，学可以看作是荀学的中心观念，并和其他一系列的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。对孟子来说，这当然不能说是两个心，它们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：正是通过能思的心，良心或者本心才可以呈现出来，不至于淹没在物的世界中。

蚊虻之声闻，则挫其精。故浊明外景，清明内景，圣人纵其欲，兼其情，而制焉者理矣。思却只是局限于自我的内部，如同翘足而望之所得，终不能与登高之博见相提并论。伪就是积，所以荀子常将积伪连为一辞。

耳目之欲接，则败其思。通过一个理想的生命形象，例如古代的圣王或者圣人，来感受理想的生命人格，从而找到一条最方便的路径。

德操然后能定，能定然后能应。通过某些形式的思，形（形于内的简称）才成为可能，换言之，仁义礼智等才会被内在化，成为和心不可分割之物。

唯有如此，此种德行活动的实践才会伴随着安与乐的感觉。而在化恶为善的过程中，学就构成了重要的枢纽。

此路径在《论语》中已见端倪，到了荀子表达得更加显豁。而在《五行》中，这个方向由无邪被明确化为仁义礼知圣。知之思也长，长则得，得则不忘，不忘则明，明则见贤人，见贤人则玉色，玉色则形，形则知。但这只是表面的东西，更要紧的是，对两者的侧重关涉到对生命的基本理解：或者乐观或者悲观的看法。

儒家文献中，《论语》的编纂结构和《荀子》颇有类似之处。（参见王博）《孟子》之作，司马迁认为是序《诗》《书》，述仲尼之意（《史记·孟子荀卿列传》）的结果，衡之于全书，这个说法是合理的。

色在《论语》中就常被提起，孔子说的君子九思中，就包含色思温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一项。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一连串的比喻，其实都和思与学有关。

故学数有终，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。最直接的说法见于《劝学篇》如下的一段话： 吾尝终日而思矣，不如须臾之所学也。